​女权主义者的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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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要分性别吗？

科学本身并不区分投身其中的研究者是男性或女性，但在科学研究领域，对研究者性别的识别似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传统，由此产生的打破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的性别歧视的呼吁，也时时可见。

从左到右：“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

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之一、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第一位两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玛丽·居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50年前的英国，女性依旧在科学大门外徘徊，她们的学术理想与家庭生活，她们的科学探索与艺术创新，她们的踌躇满志与偃旗息鼓，一位加拿大学者将她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CultivatingWomen, Cultivating Science。这位学者也因这本开创性的著作，斩获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纪念奖。

Cultivating Women, Cultivating Science

中文版首次面世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

[加]安·希黛儿  著 | 姜虹  译

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1年5月

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带给当时英国女性的思想冲击，比其他任何历史时刻更为深刻，因为英国女性首次有意识主动向男权社会提出挑战，正是得益于这场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莉迪娅·贝克尔（Lydia Ernestine Becker，1827—1890），因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力，1867年当选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

莉迪娅·贝克尔还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演讲家和随笔作家，为女性各方面的权利呼吁呐喊，多年来她每天都为女性的选举权运动尽心尽职。1868年，她协助成立了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Married Women’s Property Committee），致力于向议会施压，促进相关的立法改革。她被当选为新建的曼彻斯特学校的校董，成为当地第一批担任公职的女性之一，对女孩的教育尤为感兴趣。她还是曼彻斯特女子文学协会（Manchester Ladies’Literary Society)的主席，为女性组织了一系列讲座。1870年至1890年间，她创立并出版了《妇女选举学报》，这是人们最难忘的。

福克斯登顿大厅里纪念莉迪娅·贝克尔的蓝色牌坊

这位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在植物学文化领域，也有着出众的才华。1864年，莉迪娅·贝克尔（Lydia Ernestine Becker，1827—1890）就出版了《写给新手的植物学：植物的自然分类系统概览》（Botany for Novices: A Short Outline of the Natural System ofClassification of Plants）。

《写给新手的植物学》署名只有三个字母“L. E. B”，与丹尼尔·奥利弗那本“现代”版的亨斯洛植物学出版于同一年，两本书都代表了同一种植物学的叙述方式。这本书是专门为年轻女性写的，但在序言和正文中对这一点并没有明说。它没有明确的性别指向，书的内容也只有植物学，没有掺杂道德教育、精神修养和各种庞杂的教育评论，也没有诗歌。虽然作者是女性，但这本书看上去与标准化的、客观的男性植物学作品并无差异。事实上，作者莉迪娅·贝克尔并不希望让人看出来这本书是一位女性写的，或者专门写给女性读者的。

莉迪娅·贝克尔肖像

贝克尔更是一位雄辩的女权主义者，她呼吁女性的科学教育，那时正值中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开始取代家庭教育，而一些学校和大学也为女性科学教育敞开了大门。经过学校调查委员会（Schools’Enquiry Commission）的努力，英国在1868年将女孩的科学教育纳入国家教育议程，而女子学校也在所涉名单上。莉迪娅·贝克尔强烈支持和提倡女性教育应该和男性有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在分离的领域进行差别化教育，她认为两性的心智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她争辩说大学层次的单一性别和“额外的‘女性课堂’”实际上“偏离了性别平等的原则”。

贝克尔这种维多利亚时期中叶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暗藏在《给新手写的植物学》中，早期面向女性读者的植物学书预设了女性的植物学教育只有在分离的文本空间里才是最成功的。在她看来，将女性当然也是女性气质的东西搁置一边才能成功，不允许教育和教学法中存在性别差异。

福克斯登顿大厅

莉迪娅·贝克尔一家人曾在此居住

莉迪娅·贝克尔出身于兰开夏郡乡下一个富有的制造商大家族，排行老大，只接受了家庭教育。由于受到一位爱好植物学的叔叔鼓励，她在年轻时就积极参与植物学。曼彻斯特科学文化圈子里响当当的人物约翰·利（John Leigh）跟她通信聊植物，寄标本给她，也教她如何采集、干燥植物并相互交换标本，还推荐植物学书给她。约翰·利似乎给贝克尔设置了严格的植物学课程，尤其是植物结构的学习，并不只是对她的标本分类。

在60年代，她获得了一项干燥植物收藏的国家奖，因为她设计了一套保持植物颜色的标本干燥装置。在1863年到1877年间，贝克尔与查尔斯·达尔文保持植物学通信，探讨变异和杂交等问题，也寄送了标本给他。在曼彻斯特女子文学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贝克尔邀请达尔文寄一篇植物学的论文来，结果他寄了两篇。她自己研究了一种寄生菌对特定植物繁殖发育的影响，并在1869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埃克塞特会议上宣读了一篇植物学论文，她的报告称“朝鲜剪秋罗（Lychnis dioica）上的寄生菌会让它的花呈现……两性花”；她认为这可能体现了达尔文的泛生论。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

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伟大的美国植物学家格雷曾评价：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是自林奈以来，凭一人之力对植物学作出的最杰出贡献。

植物学是贝克尔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即便她越来越多地投身女性的参政选举权运动，也依然如此。1867年，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查尔斯·巴宾顿（Charles Babington）拒绝在她寄过去的选举权请愿书上签字，他写道，“我希望在这事尘埃落定之后，你能回到文雅的植物学中，我还有可能帮帮你”。莉迪娅·贝克尔对植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我希望我不会拿［植物学］的琐事来烦您”，1887年她这么写道，“但植物确实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想我永远不会放弃这项爱好”。贝克尔的传记作家称，在被政治工作搞得疲惫不堪时，她“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走进邱园的花园和温室里”。

邱园棕榈温室外观照片

邱园装裱室内的两名工作人员

《写给新手的植物学》与莉迪娅·贝克尔的文化实践也是一致的，作为女权主义植物学家，她支持将男性的科学作为普遍科学。在那个时代，她的这种策略对女性来说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时候性别分化的实践常常演变成对女性不利的性别化等级和性政治。只要性别差异被解释为女性的缺陷，倡导教育平等就是重要的策略。贝克尔将男女平等和科学教育的观点置于男女无差别的假设上，也顺理成章地认为至少有一些女性可以有机会在大学接受科学教育，这种策略也为一些女性开辟了职业道路。

贝克尔和几十年前的约翰·林德利一样，反对文雅的教育模式，提倡将女性的植物学教育变成更严谨的男性模式。然而，反对性别隔离意味着接受科学和“科学家”的“性-性别-科学”男性模式。

相比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莉迪娅·贝克尔为《写给新手的植物学》提供了更宽泛的知识领域，跳出家庭和母职的局限，不受地理或精神的限制。但她的科学也失去了个性，脱离了语境：科学和生活已分离，科学与道德之间亦不再有任何文本上的联系。早期女性写的植物学书体现了科学作为人文主义事业的一部分，韦克菲尔德、萨拉·菲顿、简·马塞特，甚至19世纪40 年代的简·劳登都代表着个性化的声音。她们写的入门书成为植物学教育的一种模式，但莉迪娅·贝克尔因为自己的女权主义原因，用另一种科学写作方式替换了这一切，不再有可见的科学教育者，苍白空洞的声音里（表面上）看不到也听不出其性别。

这个议题依然存在问题。在职业化和去女性化的科学文化中，让女性以平等的方式有机会参与主流科学似乎大有裨益，但这也就意味着用男性模式去建构科学，让它远离家庭、母职和语境化的思考，以及其他被性别化为“女子气”的文化因素。

安·希黛儿

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曾在约克大学阿特金森（Atkinson）学院执教多年，为该学院女性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她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关注女性与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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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展示了女性为植物学、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让人们重新正视人类与植物交互的多样性，也启发我们拨乱反正，反思科学世界图景，以实际行动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

专家推荐：

伯纳德·莱特曼

加拿大约克大学科学史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成为女性文雅活动的重要主题。希黛儿也剖析了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下女性植物学实践遭受排斥的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植物学、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提醒我们唯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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